一九八四

一
知道萨德侯爵(1740--1814)，就是因为被部分无限夸大的影片[萨罗，或所多玛的一百二十天]。然后就发现了其他的影片与更多关于他的评介，历史中的萨德逐渐被连缀起来，显得活灵活现。

萨德似乎生活在裂缝中，如他面前斑斑驳驳的高墙一般，一边是浮华奢靡的宫廷舞会，一边是翻天覆地的革命浪潮。萨德以天生的敏锐、热情、难以捉摸的想象力和无比旺盛的精力，投身到社会的洪流当中，长袖善舞，过后则是囹圄之灾和丰厚的精神遗产。他的思想，经过严防死守，仍然成为众多名家奋力发掘的宝藏，远的如福楼拜、巴尔扎克，近者如波伏瓦、巴塔耶，都从老侯爵身上吸取了无尽的营养。如此这般，对萨德侯爵罪大恶极的色情狂的定性就更当怀疑。封锁是制造最恶毒罪犯的捷径，如萨德者，只是变成性虐的符号，罗织罪状自然轻而易举。当对这位与监牢有不解之缘的故人稍多些了解，则印象就会有许多改观。

在欢场，萨德的作为可谓令人瞠目。他的小伎俩可以使贵族酒会演进为宣淫大会，关于他花样百出的性虐行为也成为人们愤怒的另一处来源。凡此种种，萨德成为万众唾弃的对象。前后大抵二十八年的牢狱生涯，仿佛是对无视道德行为的最好惩戒。比较有意思的是，萨德这种明目张胆的野蛮，所获得的刑罚却多出自些相对八卦的罪数，如亵渎神明之类，更多的还可以扯到他与岳母德·蒙特勒依院长夫人的私人恩怨上面。另外一个有趣的地方在于，精明的萨德侯爵在历史的每个时期都受到了大同小异的弹压，足见其反社会程度之深刻。可以说，无法容纳萨德的，并不是某一个或一些特定的政府，而是整个人类社会。

萨德本人以社会之异质面目出现，加之毫不妥协的探索精神和不加掩饰的疯狂想象力，受到任何一类当政者的弹压自在所难免。无论是王朝，还是革命党人，都会很容易的发现治罪的理由。在国王时代，他将贵族之浪荡发挥到一种无法为上层所姑息的地步；而到了无论革命恐怖时期还是拿破仑的时代，他的前贵族身份、不符潮流的言论与思想，都成为获罪的动力。

二
萨德侯爵的父亲萨德伯爵，深谙宫廷与上层社会游戏规则，以他卓越的洞察力和优雅的文笔记录着周遭的浮华。作为亲历者与记录者的伯爵，始终受到欢场众生的热烈欢迎，而这种大无畏的献身也成为侯爵对贵族社会认识的初始。带有王室血统的母亲与同样生活放荡的叔父萨德神甫，则成为侯爵思想的另外来源，致使他的思想以一种颇为复杂的形式开始形成。

萨德开始时表现得更多的是勇敢、优雅，贵族式的周游列国，敏锐地捕捉异地的风雅。此时他只是少许的浑浑噩噩与放浪不羁，如标准的贵族形象。

生活的转折始于他的婚姻。1763年他结束军旅生涯，不情愿地有了妻子和视若仇敌的岳母，同年即因风化罪被关进万森监狱。

萨德的才气起初表现在他对前辈游记的臧否，而后他的戏剧天才为他赢得了喝彩，在夏朗东精神病院的时光，成为萨德生命终结前的短暂快乐。但是，在文学上，萨德最为人所铭记的，还是那些惊世骇俗的小说，充满挑战世俗情节与难以捉摸哲理的文字。伴随着毁谤的，是神秘感和压制与反压制的抗争。直到1957年，让-扎克·博韦尔仍因出版萨德的作品而获罪。

萨德的思想与作品，始终处在自由思想与世俗道德抗争的漩涡当中。萨德远非完人或圣人，同时决非奴性的人。萨德用自己的头脑与身体，向对性欲与自由怀有深刻恐惧的社会发起抗争，触动国家暴力机器的结果则是早早注定的。

三
萨德的作品，最广为人知的当属《所多玛的一百二十天，或放荡学校》，西林城堡，典型的封闭空间内，享有特权的贵族们利用自己的权力，制造出了可以满足自己所有色情想象力的世界。如电影所示，西林城堡内的权威们也利用“女史家”们的故事，凡四等级六百个故事，来制造出性欲的狂欢。对数字的痴迷，狂躁的想象力与绝望的描述，共同推动了小说对观者的刺激和震撼。

《所多玛的一百二十天》，萨德自1785年10月22日动笔，在无比孤寂中以三十七天写就的巨著，历经在巴士底狱式的禁锢，直到1904年才被伪名出版。

在小说方面，萨德的重要贡献还有朱丽叶特与朱斯蒂娜两姐妹。在以她们为中心的一系列小说中，为社会所肯定的善恶观念，道德水平的衡量完全被颠覆掉。萨德用极大的矛盾与落差勾勒出的人物命运，还原了天地无伦的社会现状。相较于情节的色情，更令人恼怒的恐怕还是对众人深信的道德秩序的粉碎与更进一步的颠覆。

四
1814年12月2日，萨德侯爵去世。之前的1809年，与他心灵相同的长子路易-玛丽遇害；萨德死后，作品《弗洛贝尔的日子》被警察焚毁。